红军长征的胜利故事的经过
红军长征是一部雄伟的历史画卷,也是一座永不枯竭的精神富矿。将为中华民族历史前进,为培养公民崇高的理想信念,奋发向上的道德情操,尤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 ,提供巨大的动力支持和理论依据。以下是小编分享给大家的关于红军长征胜利的故事，一起来看看吧!
红军长征胜利的故事篇1
——长征中红军击落过敌人6架飞机
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共投入200多架飞机参加战斗。从红6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探路拉开长征序幕到长征结束，敌机一路咬着不放。尽管红军没有专门的防空武器，但依靠简陋的步枪、机枪等轻武器，依然在战斗中击落了6架敌机。
先遣部队击落首架敌机
1934年9月7日，当长征先遣部队红6军团前卫部队挺进到广西全县时，被一架桂系空军AVPO-637号侦察机发现。由于红军没有任何防空武器，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十分狂妄，按下机头一阵俯冲扫射，打死打伤十几名红军战士。愤怒的红军指挥员立即组织前卫连步、机枪手在敌机再次俯冲时集火射击。一轮密集开火后，敌机油箱被击中，拖着长长的烟火栽到了附近的稻田里，飞行员在出逃时被击毙。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击落的第1架国民党军飞机。
湘江战役中击落第二架敌机
1934年11月24日，红军在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时，遭敌薛岳、何健、白崇禧的包围攻击，与优势敌军在湘江两岸展开了惨烈的大血战。蒋介石调其中央空军第3中队从南昌起飞实施增援，对攻势猛烈的红军进行空中轰炸。担任预备队的红1军团第2师一边疏散隐蔽，一边对敌机集火齐射，击落敌709号战斗机，飞行员谢廷藩、魏德跳伞后被红军俘虏。国民党中央空军为掩饰这次空中损失和飞行员的被俘，对外宣称第三中队飞行员谢廷藩、魏德在“剿共”中“壮烈殉难”，使二人成为国民党中央空军在“剿共”作战中首次“殉难”的活“烈士”。
用改装“高射机枪”击落第三架敌机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实施了四渡赤水作战，牵着蒋介石“围剿”大军的鼻子打盘旋战。红军作战行动的变化，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预期部署，于是频繁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企图发现新线索和红军主力确切位置。
1935年3月，中央红军由黔北名镇茅台三渡赤水。3月18日，国民党空军3架侦察、轰炸机寻踪觅迹而至，轮番攻击、骚扰中央纵队驻地。中革军委警卫营营长杨梅生立即指挥防空连用4挺重机枪改装的“高射机枪”，对准从云层里钻出的敌机猛烈射击，敌飞行员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打了个“倒栽葱”，连人带机拖着长烟钻进了茅台镇附近的赤水河里。
据时任警卫营防空连连长叶荫庭后来回忆：“在我军土‘高射机枪’的猛烈射击下，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茅台城下闪出一道火光，随即升起一团浓烟。另外两架敌机见势不妙，夹起尾巴，哀鸣着逃走了。”
第四架敌机是红军长征中缴获的唯一一架敌机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使蒋介石十分惊恐，急令国民党空军出动，进行高密度的空中侦察，寻找消灭红军的机会。7月17日，国民党空军第3中队副队长朱嘉鸿和飞行员郭诗东驾驶303号侦察机飞临四川黑水上空，发现了正在行进中的红四方面军后续部队。为洗刷第3中队曾被红军用步枪击落飞机的耻辱，他们按下机头实施俯冲，对准红军队伍就是一阵扫射。在他们进行第二次俯冲扫射时，遭到红军地面密集火力的射击。红军战士又一次用落后的步枪击中敌机尾部，失去平衡的敌机在空中摇摆，最后勉强迫降，被红军缴获，朱、郭二人在逃跑中被红军击毙。这是红军在长征中缴获的唯一一架敌机。
第五架敌机被击中后撞山机毁人亡
1935年8月3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正在毛儿盖地区集结并准备北上，被执行空中巡逻任务的国民党空军第5中队队长王伯岳驾驶的601号飞机和另外2架飞机发现。3架敌机满载弹药先后向下俯冲，进行扫射轰炸，红军则以密集枪弹回击。王伯岳驾驶的601号飞机被多处击中，失去控制，撞向附近的迁流水山，机毁人亡。其余2架敌机见势不妙，逃之夭夭。
血泊中击落第六架敌机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为了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发起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7日，红军左纵队攻占大川场，右纵队攻克金汤镇、紫石关和大岗山后，继续向天全攻击。此时，敌机分批增援，对红军实施大面积轰炸。红军由于来不及疏散隐蔽，很多战士倒在血泊中，攻势受阻。危急时刻，红军在敌机轰炸掀起的尘土和烟雾中一齐对空射击，1架敌机当场被击中起火，冒着浓烟从空中坠落，其余敌机见状狼狈逃窜。
红军长征胜利的故事篇2
——红军开始长征之后的第一场大胜仗
193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境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毛泽东提议，利用敌人对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判断，出其不意，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再渡赤水回师遵义，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
2月18日下午2时，红1军团前卫2师抵达赤水河畔，太平渡无敌，红2师迅速控制了渡口两岸。19日，红3军团两个先锋团———红12团和红13团到达赤水河畔二郎滩，征集船只，架设浮桥。二郎滩东岸制高点有黔军两个团把守。红军在渡过了一个营之后，又迅速渡过了后续两个营。尽管这是一个背水阵，但红军渡河之后仍果断地向敌人发动了冲锋。敌人似惊弓之鸟，仓皇逃窜。红军牢牢地控制了二郎滩渡口。至20日，中央红军已全部渡过了赤水河，重新来到了黔北地区。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3个旅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国民党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
2月24日，红1军团先头团突然进攻桐梓，迫使桐梓之敌退守娄山关。25日下午，红1、红3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下，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余敌仓皇夺路南逃。
27日，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1、3军团，遵照中革军委“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追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援遵的薛(岳)部敌唐、韩两师”的命令，迅速逼到遵义城下，黔军将领王家烈命余部3个团退入遵义守城，另把一个团部署在城外阻击红军前进。
这时，向遵义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第93师已进入忠庄铺，第59师也正向忠庄铺开进。王家烈立刻借口到吴奇伟处求救兵，于下午3时带手枪兵一个排跑去忠庄铺。
27日下午5时，吴奇伟的前部已到忠庄铺，他派100多人至遵义协防。此时城里的守城黔军都是从前线退下来的部队，已经和红军交手多次，子弹平均每枪还剩下10颗。但他们仍然拒绝“中央军”入城。在吴奇伟的严厉命令下，虽让“中央军”入城，黔军仍坚持各自防守、互不干涉。
红3军团主力抵达遵义城下后，立即发起了猛攻，国民党守军稍作抵抗后弃城向南溃逃。2月27日深夜，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并于28日晨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
此时，吴奇伟对于是否反攻遵义举棋不定，于是召集师、团长开会，商议对策。会上，各位“中央军”将领都认为只要发动攻势，红军就会撤离遵义，因而一致主张攻击。吴奇伟听后当即决定向遵义进行反攻。28日上午8时当王家烈赶到时，会议已经开完，吴奇伟仅告诉王家烈：“现有两师兵力足够反攻。”上午10时，吴奇伟部两师全员到达，随即开始进攻。经过6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阵地丝毫没有被攻克的迹象，吴奇伟却得到报告说，红军两支部队向他的指挥所迅速袭来。这一出敌意外的打击，让王家烈、吴奇伟仓皇逃走。前方的国民党两师闻讯后立即溃败，红1军团主力乘胜追击，一支部队插至乌江北岸，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吴奇伟急令在江南的一师国民党军过江救援，但该师师长却回答：江北已经兵败如山倒，救援已经没有意义，巩固江南阵地才是当务之急。当红军追至乌江边时，已逃过江的吴奇伟竟下令砍断浮桥，落在后面的1800名敌军因无路可逃被红军缴械。
红军在5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两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此役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长征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士气大振。蒋介石称此战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长征胜利的故事篇3
——老红军罗玉琪回忆长征中过草地的故事
罗玉琪，四川省阆中市人，1920年出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历任上海警备区防化处副处长、处长，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部长，上海警备区后勤部部长、上海警备区顾问。
回忆起自己的长征经历，老红军罗玉琪始终对一个人念念不忘：“我之所以能成功走出草地，是因为副连长李玉胜牵头成立了‘草地党支部’，帮助我闯过了生死难关……”
看着大部队逐渐远去，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绝望
见到罗玉琪老人时，他已不能言语，他女儿罗沙粒拿出罗老回忆录，向我们转述她父亲念叨了一辈子的“草地党支部”故事。
那是1935年，“红小鬼”罗玉琪随着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茫茫草地上，部队走了多天，可依然看不到尽头，再加上伤病和饥饿折磨，瘦小的罗玉琪越来越难以坚持。
因为长时间在黑水里浸泡，罗玉琪双脚早已发肿，特别是被草尖划破的伤口，沾上黑泥浆后开始发炎。起初，罗玉琪还能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但因为好几天没吃饭，他禁不住饥饿，两眼发黑，迈不开步子。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罗玉琪掉队了。
“看着大部队逐渐远去，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绝望。”想起当时情形，罗玉琪只能用天塌地陷来形容，离开了同志们关爱，他无法想象自己还能活着走出草地。
挣扎地挪着步子，罗玉琪发现，一路上掉队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伤势非常严重。在硬撑着趟过一条小河后，一些人疲惫不堪，索性躺了下来。“这些掉队的人，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根本不知命运会怎样。”每次回忆起那一幕，罗玉琪都感慨不已。
太阳已经偏西，接下去将是黄昏、黑夜……躺在潮湿的地上，罗玉琪越想越害怕：“革命到这里算完了，没有粮食，伤口又疼!万一遇上国民党骑兵队，也根本无力招架……”罗玉琪越想越绝望。
有了党支部就有力量，我们要像一根拧在一起的铜绳
这时，一个瘦高个赶上来，他厉声喊道：“不行，怎么能躺在这儿……”
之后罗玉琪才知道，那个瘦高个儿就是28团三连副连长李玉胜，安徽人，鄂豫皖老红军。他也受了伤，为寻找掉队的通信员，才落下了。
大家跟着副连长顺着小河向上走，差不多走了3里多路，好像比30里还长。好不容易到了一块空地，大家就斜倚着枪，闷声坐了下来……
看见大家无精打采，李玉胜高声说道：“红军战士都是英雄汉，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坚持下去!”
接着他大声地命令：腿脚方便的到溪沟旁找软草，用树棍砸碎当粮食;伤重的捡拾周围干柴，聚拢来烧水、洗脚……
水烧开了，天也快黑了，却还不见李玉胜，大家焦躁起来。就在这时，李玉胜回来了，身上斜挂着枪，还拖着一支死山羊，大家一下乐开了，七手八脚地把羊剥了皮烧来吃。
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山羊肉，李玉胜却一声不响地躲在一边吃野菜。被一名同志发现后，他解释说：“让伤重的同志多吃点，我还能动呢!”这下大家也不吃了，直到李玉胜接过一块羊肝，大家才继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看见大家恢复了精气神，李玉胜提议成立临时党支部，大家立即响应，一致选举他为支部书记。至今罗玉琪还记得，成为书记的李玉胜第一次开会时说：“我们虽然掉队了，但是有了党支部就有力量，我们要像一根拧在一起的铜绳……”大家鼓起了勇气，有了战胜困难的决心。
党组织领导我们战胜了困难，使我们顺利走出草地
当天晚上，大家围聚在一起睡了，罗玉琪却睡不着。看到罗玉琪睁着双眼，李玉胜低声问他：“小鬼，过草地害怕吗?”
罗玉琪本来想硬撑一句，但最后还是点头说：“嗯……有点!”
“放心吧，困难肯定能克服过去。”李玉胜摸着罗玉琪的头说，“你是共青团员吧，革命才刚开始，一定会有光明前途的!”
第二天行军时，一名重伤员饿昏了，被喷了好几口冷水才苏醒过来。这时，李玉胜掏出一个树叶裹成的小包。解开小包，大家发现里面是一块只咬了几口的羊肝，原来李玉胜根本没舍得吃那块羊肝。
继续行军途中，伴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叫，一名战士陷入沼泽。
“不要动，我们来救你。”李玉胜让大家迅速把绑带解下来，连成一根数米长的带子。他匍匐过去把带子一端送到战士手里，大家一起用力将那名战士拉了出来，这名战士异常感动：“还是组织的力量大啊!”
在临时党支部坚强领导下，20多名伤员团结一心，经过3天艰苦行军，终于走出草地与大部队会合。
“副连长，我永远忘不了你，是你救了我。”分别时，罗玉琪哽咽着和李玉胜告别。李玉胜摸着罗玉琪的脑袋说：“不是我救了你，是党组织领导我们战胜了困难，使我们顺利走出草地。”
听着女儿讲到这里，罗玉琪眉头舒展，双眼变得明亮起来，久久地看着我们，他好像在用眼神鼓励我们：把“草地党支部”精神好好传承下去，永远做党的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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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胜利的故事篇4
——烽火征程中的女兵
蓝色的小溪流向延河
抗战时候的夜晚，照亮“陪都”重庆的是万家灯火，照亮延安的则是一盏盏如豆的油灯。那时候的重庆悲壮、凝重、紧张，也不乏别一种繁华。白天，充满慷慨出征、激昂演说、督办军国要事的战时气氛。入夜，却也有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光色。许多可疑的掮客商贾像老鼠钻出地洞，出现在豪馆华堂或达官贵人的秘密会所。倒卖军火粮油的，甩卖美援物资的，克扣前线补给的，发各种国难财的，一笔笔“五子登科”的权钱交易就这样谈成了。
而这时，孤悬大西北的延安贫瘠空阔，黄沙弥天，与重庆形成鲜明对照。都市与边城、电灯与油灯，华服与土布、小米步枪与飞机大炮，种种的区别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的抗战立场和廉洁作风，两地的物质生活区别都不重要了。大批国之精英和有志青年投奔延安，这便是民心所向的证明。
都说战争让女性走开，不!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救亡图存，那么多花季女孩经历艰难险阻的跋涉，抵达延安——
家资钜万、仆僮成群的豪门闺秀(譬如卓琳、严昭、苏菲、康岱莎、陆红)，面对父亲的怒吼和母亲的眼泪，砰的一声关上门，背起行装朝遥远的大西北走了……
住洋楼、坐洋车的大军阀之女或将门虎女(譬如杨汉秀、周盼、乌兰、翟颖)，深夜中与家人不辞而别，朝战火纷飞的西北抗日前线走了……
知书达礼、温柔可人的小家碧玉(譬如丁雪松、侯波、吕璜)，双膝跪倒，热泪横流向双亲磕了个头，然后朝延安走了……
苦大仇深、瘦骨伶仃的童养媳或贫家女(譬如王定国、赵瑛)，还有流浪孤女兼小偷(肖陶志)，扔下烧火棍扛起红缨枪走了……
满怀一腔热血的女大学生(譬如薛明、严慰冰、张琴秋、郭霁云、赵志萱)为东三省的沦陷失声痛哭，然后冲上街头，迎着激射的水龙，发出救亡的呼吼……
因为来延安的女生愈来愈多，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的任务骤然加重，同时长征过来的许多女战士也需要补文化课。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宣告成立。开学典礼那天，身材颀长清瘦的毛泽东穿着补丁裤子，迈着他那独特的长阔而缓慢的步子来了，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来了。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发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解放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那天晚饭是难得的大会餐，有馒头、“国共合作饭”(即大米和小米混合)、猪牛羊肉，每桌还有一盘又香又脆的“列宁饼干”(即小米锅巴)。饭后举行了歌舞晚会，不少老乡围拢来看热闹。那些新奇的节目让他们大开眼界，见一个女孩子上台吹奏口琴，老乡们议论说：“那个啃骨头的节目真好听咧!”
女大校舍是沿着延河东岸的半山坡新挖的窑洞，层层叠叠，排列齐整，约百余孔，每孔住六到八人。清晨时分，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女孩们穿上军装，沿着山坡小道下到延河边洗漱。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条蓝色的小溪顺坡而下，很快成为延安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那时的延安男女比例为18：1，找个婆姨很不容易。延河对岸有中央党校、抗大和许多机关，天气好的时候，清晨、中午或者傍晚，总有些未婚男士拿着一本书或几张报纸跑到河边来“用功”，其实是来偷看对岸风景的。来得最勤的，姑娘们还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河防司令”。女大食堂在山脚下，一日三餐，蓝色溪流要上下山六次。遇上雨雪天，各班派人下山打饭，路上摔倒(人称“坐飞机”)，连人带饭一直滑到山下是常见的事儿。
山野之地没有厕所，女孩们要方便，都跑到坡上或树后找个避人地方一蹲。校长王明是从苏联回来的，懂得讲文明卫生，他说这个样子不好，将来我们抗战成功了，进了城怎么能随地大小便!他下令在山上背风处挖了一些厕所并用席子围起来，看着就挺城市了。
那时陕西百姓贫困到极点，女大学生下基层搞土改，常见一家人轮着穿一条破裤子。她们回忆说，那时做工作队员深入群众真是可怕!进了老乡的窑洞，男的大都裸着上身，下体只围一块破布。女的缩在炕里，脚上缠着厚厚的裹脚布，身上却没穿的，几乎一丝不挂。老乡们热爱八路军，见你吃饭没筷子，顺手折一根树枝，用嘴一吸溜，然后递给你。吃饭的粗瓷碗本来就很黑，盛饭前用脏兮兮的手或袖口一抹。吃完了也不洗，用嘴舔干净，你说下次怎么用吧?后来女孩们有经验了，下乡时都自带餐具。
中国共产党能从延安走到北京，有一个细节极具启示意义。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曾跟随一个八路军连队赴前线作战。她看到战士们战斗了整整一天，打完仗后却没有一点儿东西可吃。秋天的田野里，谷子已经成熟了，他们一动不动。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指挥员不允许战士不付钱就拿走别人的东西。入夜，男女战士们围着篝火，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迎接黎明的到来，歌声直冲云霄。史沫特莱惊呆了，她说：“他们的歌声像一支管弦乐队。”
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考察延安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便在这样的土地上开始了自己的生长。这里，我记述的是窑洞里一对姐妹花的故事。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卫生兵
一张污黑的小脸蛋，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出现在没窗扇的后窗口：一个好奇的小女孩，在那里探头探脑朝屋里张望。房间里，一张八仙桌上摆着一张军用地图，红四方面军几位领导正在那里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参谋和通讯员进进出出，一片紧张繁忙的景象。窗口那个小女孩，引起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时年29岁的张琴秋的注意。院门口是有哨兵把守的，这个小女孩是怎么溜进来的?
张琴秋走出房间，绕到后面，招招手让那个小女孩过来。她问，小妹妹，你有什么事情啊?
女孩挺挺小胸脯说，红军姐，我也要当红军!
张琴秋笑了，摸摸女孩的头顶说，瞧你还是个小丫头，过两年再来吧。
女孩说，别看我个子矮，都15岁了(其实她因怕红军不收她，多报了1岁)，红军不是为穷人翻身闹革命的吗?我个子矮就是因为吃不饱饭，所以要当红军闹革命。
张琴秋眼睛一亮，说你这个小鬼很聪明啊，当红军要扛枪打仗，走很长很长的路，还经常吃不饱肚子，你能行吗?
女孩响亮地说，你红军姐姐行，我就行!
张琴秋被感动了，说你年龄太小，个头又矮，下连队还不行，先在我这儿当勤务兵吧。女孩一听，乐得一下蹦起老高。
她就是赵瑛(生前为吉林省四平联合化工厂党委书记)。1919年，赵瑛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一个小山村，家里一贫如洗，参军前从没穿过鞋。1932年12月，红军解放了她的家乡，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还把地主积存的香肠、腊肉煮了一大锅，每人一碗。因为土改，14岁的赵瑛第一次穿上一件小碎花布衫，美透了。第二年春，小赵瑛出门割猪草，在村外开阔地上看到200多名红军女兵正在进行军事训练，她们身穿灰军装，头戴红五星八角帽，足登草鞋，手持长枪大刀，随着军官口令不断喊杀，做出各种劈杀动作。小赵瑛深深地激动了，下了决心要当红军。
第二天大早，赵瑛没告诉父母，偷偷溜出家门跟上队伍出发了。
长征开始了，赵瑛的个头儿仅仅1米多一点，比长枪高不了多少。但她戴上八角帽，穿着宽大过膝的灰军装，背上长枪和2.5公斤炒面，跟上大部队毅然出发了。在翻越海拔4500米高的夹金山之前，当地老乡看到个子矮矮的赵瑛，惊讶地瞪大眼睛问，你这个小不点儿还要过夹金山?
当然!赵瑛毫不犹豫地说。
好心的老乡告诉赵瑛，过雪山必须准备一些辣椒面、生姜，带上些白酒当然更好。而且上山还要趁早，爬到山顶以后不能停留，要赶紧下山，否则狂风暴雪一来，就会被封在山上活活冻死。
赵瑛用破布把脚裹起来，穿着一双草鞋，硬是翻过雪山。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草鞋和破布磨穿了，脚磨破了，崎岖的雪路上，留下两行带血的足迹。
部队减员甚重，伤员骤增，赵瑛就被派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做卫生员。有一次，她看到一位小战士腿部的伤口已经化脓生蛆，白生生的骨头露在外面，逼人的腥臭味十几步之外就能嗅到。长征途中，十天一大仗，三天一小仗，医院严重缺医少药，很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那位腿部重伤的战士疼得日夜呻吟，高烧不退，生命危在旦夕。赵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知怎样才能帮助他。有一天晚上听医生聊天说，人的唾液能够消毒消炎，赵瑛灵机一动想，没有药品，我可以用舌头帮他消炎吗!
第二天早晨，赵瑛走到伤员床边轻轻说，医院没有足够的消炎药，我听说人的唾沫可以消炎灭菌，让我试试好吗?那位战士惊呆了。赵瑛不顾冲鼻子的腥臭味，细心打开绷带，先用洗干净的棉花沾掉伤口上的蛆虫，再用盐水消了毒，然后低头张嘴，用舌头一遍遍舔去冲洗不掉的脓血。这位战士哭了，周边许多伤员看到这一幕，也都哭了。
赵瑛坚持了许多天。这种办法果真显出奇效，小战士的伤一天好起来了。他拄拐挣扎着站起来的那天，见到赵瑛的第一件事，就是含泪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担架上所有躺着的军人也都同时向她敬礼。
赵瑛一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卫生兵。
水草茫茫的松潘草地纵横300多公里，一望无际，平坦如砥，没有山丘也没有村庄，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这里是危机四伏的沼泽地，草皮下面都是浅水稀泥，一脚踩下去，烂泥中会咕咕响着冒出呛人的臭气。只要在一处稍做停留，身子就会渐渐陷进去直到没顶，而且越挣扎陷得越快。战友们也很难伸手相救，因为上级规定不许救，怕战友们一块陷进去。有一次，一位女兵突然陷进泥沼中，挣扎不出来了。她流着眼泪，在没顶之前把自己的枪和米袋子扔给了赵瑛。赵瑛一屁股瘫坐在塔头墩上放声大哭，直至战友没顶，消失在大地之中。
草地上蚊子特凶，大蚊子足有2厘米长，夜里蚊子咬、冷风吹，赵瑛和战友们又冷又饿，只能背靠背坐在较硬的地面打个盹儿，这样即可以互相取暖又可以互相照顾。坐一阵子，地下水渗上来，就再换个地方。由于双脚整天在泥水里泡着，腿脚全肿了，身上头发长满了虱子。赵瑛她们为了方便，干脆把头发剪掉，女兵全成了秃子。休息时，淘气的小战士会乘她们不备，猛地掀掉她们的帽子叫：“尼姑!尼姑!”惹得大家一阵笑。
红四方面军过草地的时候，红一方面军已经先行通过，路上的野菜都被先头部队吃光了。赵瑛所在的卫生队就是能挖到一些野菜，也要先给伤病员吃。女兵们连草根带泥巴一块吃，个个瘦得皮包骨，肚子胀得老大，走路直打晃儿。不时头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呼啸着跟着行军队伍疯狂扫射，只有几杆破枪的红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草地上又无可掩蔽之处，大家只能在头上带个树枝圈圈儿就地卧倒。一排排飞机上重机枪子弹打下来，一批批红军战士倒在草地上。飞机扫射够了，飞远了，活着的战士们哭着喊着怒吼着，掩埋了牺牲战友，然后踏着战友的血迹继续艰难前行。经过四十多天的长途跋涉，赵瑛和战友们终于看到地平线上出现了村庄、牛羊和袅袅升起的炊烟，看到路上络绎而行的人影，脚下的草地也变得结实了。战士们狂喜地大叫着，猛地蹦起老高，把帽子高高抛向空中。赵瑛和姐妹们互相拥抱在一起欢呼跳跃，眼里噙满喜悦的泪水。他们终于走出草地了!
赵瑛随部队到达延安不久，赶紧求识文断字的战友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父母她参加了红军。两个月后，一个亲戚来了信，说由于她参加了红军，父母弟妹全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五口之家，只剩下她一个人!
女大创办后，专为长征过来的没文化的女红军办了一个特别班。一次，指导员薛明(后为贺龙元帅夫人)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张地图，打开来给特别班的老兵们讲长征时走过的路线。赵瑛和几位年轻的“老革命”没见过地图，见薛明在上面划出几条线，竟大为光火，赵瑛腾地站起来喊：“我们走了老远老远，你那么几根线线就给我们划完了?”
东北抗联的另一场“长征”
黎侠，抗联出身的女战士，与赵瑛住过一孔窑洞，是铺挨铺的姐妹花。听赵瑛讲长征的故事，黎侠哭了;听黎侠讲抗联的故事，赵瑛哭了。
1933年冬，大东北积雪过膝，冻云欲裂。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突然包围了黑龙江省宁安县一个村落，把全体村民赶到麦场上。三十多个青壮年男人被挑了出来，用绳子捆住双手串在一起。一个鬼子军官挥着手枪吼叫说，几天前抗联分子炸了县城里的炮楼，今天皇军就是来警告你们的!随即，早已架好的几挺机枪吼叫起来，那些男人被打得血肉横飞，一个个像草捆一样倒在血泊之中。
村民们呼天抢地，悲号不已。其中有一个瘦弱的小女孩，那时她叫黄晓英，参加革命后改名黎侠。就是这血流成河的一刻，让12岁的她跟着父亲，很快成为抗联战士。
1936年元宵节，鬼子忽发奇想，为粉饰“大东亚共荣圈”以蒙骗世界舆论，在宁安县精心组织了一个大型灯会，事先给好些中国小孩发了新衣服和糖果，但规定衣服不许弄脏穿坏，糖果也不许吃，吃了就杀头。等摄影师拍完电影，两样东西就收回。
抗联组织决定破坏鬼子的计划，派13岁的黎侠混进灯会。就在鬼子摄影师开拍的时候，她乘夜色掩护，把藏在棉衣里的几百张传单像雪片一样撒出去。顿时满街大乱，鬼子摄影师只好关掉机器。
第二天，宁安县贴出通缉令，悬赏20万金票捉拿撒传单的女孩。黎侠在村里呆不下去了，经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安排，她在数十里外的约定地点找到地下交通员、农家妇女丁志清。数天后，丁志清扔下3个未成年的女儿(分别为7岁、4岁、1岁半)，带着黎侠上了山。临走时，她对大女儿说，妈上山找你爸去(其丈夫孙万贵是抗联战士)，你是老大，要照顾好两个妹妹，别忘了半夜起来给小妹把把尿。白天饿了，梁柁上挂着几十穗苞米种，你和小二抱磨杆儿拉点苞米面，做面糊糊吃吧……
找到抗联队伍后，丁志清再没回家。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战乱年代，这3个孩子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们为寻找母亲，一路乞讨，从黑龙江流落到内蒙，成了流浪儿。直到解放后，丁志清才通过组织找到她们。
东北抗战14年，那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另一场长征，一个冻死、饿死、战死的悲壮而漫长的铁血里程。在延安窑洞里，黎侠给赵瑛算了算，说我13岁当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打了3年游击，也走过一个二万五千里呢!
有一年冬天，黎侠和两位战友在战斗中负了伤，这支抗联小分队不得不进入一个村屯的堡垒户李大娘家隐蔽。十几个人，家里那点儿玉米很快吃光了，战士们连饿了好几天，走路都没了气力。黎侠发起高烧，几近奄奄一息。一天晚上，李大娘忽然给大家端上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饼子。大家欢呼起来，瞪大眼睛一窝蜂扑上去，边吃边问大娘从哪里搞来的粮食?
吃吧吃吧，问那么多干啥!大娘说罢回身进了炊间。
不大会儿，一个小战士悄悄跑进来说，大娘躲在当院里哭了。战士们这才觉出事情有点儿不对。队长最先发觉了，四面瞅瞅，哑声问：小玉花呢?
6岁的玉花是李大娘的孙女，她的父母都战死了。战士们疯跑出去找，没有。队长冲到大娘面前问，玉花哪去了?大娘不语，只是眼泪哗哗流。再三追问之下，李大娘终于忍泣说，俺把玉花卖了，换了半麻袋玉米面!
如雷轰顶。夜色中，队长和二十几名战士齐刷刷跪倒在大娘面前，泪如泉涌磕了3个头。
还有令人又心酸又好笑的故事。那是大山里的初春，能吃的只有些草根。黎侠和战友刘英(其丈夫韩光原为中纪委常务副书记)在长途转战中饿得头晕眼花，好不容易挖到一小捆草根。刘英说，我拿到河边洗洗吧。黎侠点点头，一屁股瘫坐在大树下。刘英把草根拿到河边洗着洗着，饿得实在忍不住，心想先吃一点吧。结果一张口，一发而不可收，等她回来时，草根已经吃光了。
黎侠见她两手空空地回来，奇怪地问，草根呢?
眼泪一串串从刘英脸上掉下来，她有气无力地说，真对不起你，草根让我全给吃了，要不我就饿死了!
黎侠有些来气，说你怎么能这样，那是咱俩的，你也不能独吞啊!
那时她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稚气未脱。刘英不知怎么赔罪才好，便搂住黎侠的脖子说，求求你，千万别生我的气，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管你叫妈行不?
行，你要不叫我就毙了你!黎侠乐了。
刘英果真叫了一声“妈”。
刘英和黎侠同岁，还比黎侠大几个月。这虽然是个玩笑，可深感内疚的刘英一诺千金，以后真的就跟黎侠叫“妈”了，黎侠也乐呵呵地应着。一年后，黎侠和刘英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住同一间宿舍。一天晚上，两人埋头复习功课，有道数学题把刘英难住了。她头也不抬，习惯性地说：妈，这道题我咋想不明白呢?
正巧这时李立三推门进来，他四下瞅瞅，诧异地问刘英，你跟谁说话呢，你妈在哪儿?
刘英和黎侠只好把前因后果跟李立三说了一遍。李立三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
后来这个习惯跟着黎侠、刘英一直传到延安。刘英与韩光结婚时，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岁数大得多的韩光还恭恭敬敬向黎侠鞠了个躬，喊了一声：岳母大人!
看过"红军长征胜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