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

经常听起老一辈的人讲他们那时候的艰苦奋斗故事，不由感叹他们老一辈所经历的事，叫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代再去做同样事，可能大家都吃不了这个苦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关于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欢迎阅读!

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1：

他们都经历过民族危难，他们都渴望着国家复兴。一种朴素的阶级情感孕育出的一种艰苦奋斗精神，在他们的血液中涌动，也成为了他们共有的基因。

天刚蒙蒙亮，住在“小白楼”里的人们就起来吃饭了，撂下碗筷，赶忙进厂上班。

那个时候，厂内没有通勤车，个人也没有自行车，公司只有一辆中型客车专门接送留用的日本专家，干部工人都是徒步上下班，每天至少要走一二十里路。那个年头，在班上很少召开大会小会，因为几个居住在一处的干部，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研究，在路上边走边聊就都解决了。

恢复生产之初，鞍钢的“大白楼”是公司机关的办公地，“小白楼”是公司干部的住宿地。新调入的干部大部分住在这里，每家一个房间，大都为夫妻同住。采矿部主任刘克刚、范野萍夫妇，轧钢部主任吴铎、李彦夫妇，制造部副主任陈达、曲凤春夫妇，职工总会秘书长杨力森、张力夫妇，初轧厂厂长王敬桓、冯森夫妇等等，都住在这里。也有单身一人的，制造部总工程师杨树棠，家属在北京，那时北京还没有解放，暂时没迁过来，就是一个人住在“小白楼”里。

当年在鞍钢，由于经济困难，也没有条件实行薪金制，工人每月发给100多斤高粱米作为报酬，勉强够一家人糊口。但对于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工人和家属们来说，能够得到这点“救命粮”，已经是很满足了。工厂也没有能力给工人发工作服，都穿着自家缝制的衣服，大伙在班上的穿着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干部实行的供给制，穿的衣服都是统一供给的灰棉袄军装，吃饭在驻地的食堂，每天的主食有高粱米饭、苞米面窝头或饼子，副食只有咸菜，再有就是一碗大菜汤。厂内没有食堂，这些干部们早晨在“小白楼”食堂吃过饭后，领取自己的中午饭——苞米面窝头和咸菜，用手帕包起来随身带上，午间在厂内的炉子上烤一烤，喝杯白开水，就着咸菜，算是一顿午餐。

坐落在三孔桥外铁东一侧的“三角楼”(原职工一宿舍)，一座外形仿俄式建筑，建于1920年，日伪时期称为“井井寮”，是日本满铁职员宿舍。鞍山解放初，这幢楼经过修复改为招待所，调入鞍钢的第一批技术人员们就住在这里。曾经担任过公司轧钢副总工程师的崔峰，1948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决定投奔解放区，辗转到了东北，根据志愿被东北工业部分配到鞍钢，同行有五人，四男一女。他们于1949年1月到的鞍钢，就住在“三角楼”。他来的时候，住的人很少，有一批日本技术人员，绝大部分的家属早已回国，单身住在这里。不久，这里又住进了一大批技术干部，其中有老有少，老的像炼铁专家高其昌，年纪很大，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调到市里担任工业局局长，曾经在鞍钢恢复生产中，与杨树棠、王之玺、孙照森、雷天壮等著名专家一起获得一等功臣荣誉称号。随着入住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是两人居住一间，这时已经挤到四个人一间，单人床也并成了大铺。再后来，职工四宿舍(原“时尚”商城旧址)的前楼已经修好，他们都搬到了那里，又变回了两人一间，以后这里便成了技术人员宿舍。

技术人员起初也实行供给制，吃的与领导干部一样待遇，都是高粱米、苞米面和咸菜。那一年的春节快到了，公司人事处按规定给每人发了20万元东北券(折合人民币2元)。因战争刚过，经济萧条，整个城里只有铁西有一个露天新华市场。黄土场子上，小商贩们摆了许多地摊，出售的全是日本人走时扔下的“洋捞”，有旧衣服、旧书籍、旧唱片及家用品。这些技术人员们闲时常到那里去逛逛，因为兜里都没有钱，也就是瞧瞧热闹。这回终于有了钱，但也只能买一些手巾、肥皂、牙刷之类的日用品。过了春节，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照旧是一天三顿苞米面饼子、大菜汤。

崔峰记得，技术人员集中到四宿舍后，伙食有了很大改善，不再是整天吃苞米饼子，有了细粮，还有了炒菜。由吃大灶的供给制改为薪金制，第一次发的工资是一张高粱米票。那时候，他们连个脸盆都没有，洗脸洗衣服都很不方便，他就用这张高粱米票换成了钱，到铁西市场上买了一只铸铜脸盆，很厚很重。宿舍里有了这么一个稀罕物后，大家都来借用，几乎成了轮班使用的家什。多年后，他深有感触地说：“长期的艰苦生活，吃穿都已养成节俭的习惯。”

那时，铁东的市中心一带没有几户人家。过去这里是日本人的住宅区，他们撤出去后，门窗及地板全被拆卸一空，包括三角楼、北红楼、南红楼及实验小学周围的住宅，完全成了空架子。顺着八卦沟往东，只有原昭和制钢所医院(今鞍钢总医院所在地)一处很大的建筑，但也变成了废墟，碎砖碎玻璃满地，杳无人迹。黄昏时分，周围很寂静，远远地还能够听到狼嚎。工人们大都居住在铁西一带。日本人从“久保田”(后为鞍钢铸管厂，现为千龙户小区)周围的住宅匆忙逃跑时，一些失业工人带家属搬了进去，谁占了就归谁。搬进去时，只见有的家饭锅里蒸的大米饭还是热乎的，被子都没有来得及叠起来，丢下的东西在地板上扔得乱七八糟。但大多数工人群众住的条件还是很差，如八家子、陶官屯等地的棚户区。

在那个年头里，不论干部与工人，也不论老人与小孩，给大家留下的最深感受就是一个字——饿。按当时的职务和后来的级别，吴铎算是一个高级干部，也逃不过饥饿。当年，他30岁刚出头，正当壮年，身材高大，食量也大，猪腰子型的大饭盒，一次能吃满满一盒。后来实行薪金制，手里有了点钱，有一次，他终于下狠心吃了一顿馆子，改改馋，一下子点了120个饺子。坐在饭馆里，等了好长时间，比他晚来的客人吃完饺子都走了，可是他点的饺子还没有端上来，就问饭馆的伙计：“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给我上饺子?”伙计说：“您那儿桌的人还没有来齐，所以就没有给您上饺子。”他说：“哪里有一桌人，就是我自己，怎么没有来齐?我在这里，就是来齐了。”伙计听了直咋舌头，小声嘟囔道：“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能吃120个饺子。”

大家都在忍饥挨饿，都在克服困难，让享受着特殊待遇的高级专家心里也十分不安。王子祐193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来鞍钢前，在湖南大学矿冶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1950年4月，东北工业招聘团团长张益民(由鞍钢化工部主任临时调任)特地到他家，与他促膝谈心，诚恳邀请他来鞍钢工作。到鞍钢后，组织上将他一家人安置在台町住一栋小楼，添置了全套家具，全家人吃小食堂。这让他寝食难安，找到公司经理李大璋提出，倒出一半房子，给其他同志居住。“只要我家小有饭吃、有住处，薪水可不要。”李经理笑着说：“优惠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政策……”

工人群众缺吃的、缺穿的，怎么办?“机器动起来，也就有饭吃了。”面对工人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的最大难题，公司经理李大璋说：“要恢复生产，工厂开工，生产了东西，群众有了收入，生活也就会好起来。”

鞍钢进入了恢复时期，工厂里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到处可以听到充满豪迈激情的歌声。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已有4座高炉出铁，6座平炉出钢，中型等6个轧钢厂及制钉厂、钢绳厂先后恢复了生产。

“解放初期的生活、工作条件比较艰苦，可是大家的干劲十足，热情很高。”杨树棠回忆道：“在那些艰苦奋战的日子里，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整天滚在一起，大家亲如手足，不分彼此，同志之间关系十分密切。”

采矿部主任刘克刚在回忆中说：“他们就是在吃高粱米、啃窝头，上下班要走十几里路，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都能对工作不顾难易、不辞艰辛、不计得失、不争待遇、不怕伤人、敢作敢为，夜以继日地工作。这种创业精神是值得赞扬的。”

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2：

我们红星二场自一九五二年在哈密火石泉建场以来，一直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指示办事。我们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与恶劣的自然条件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战胜盐碱，改变了火石泉的面貌，当年白茫茫的碱滩上，如今树木成林，良田连片，为国家生产了大批粮食。

放羊艰苦奋斗精神 盐碱荒滩变成良田

火石泉的自然条件很差，在这里搞农业，困难重重，但是困难吓不倒红星二场的战士们。红星二场这支队伍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教二旅二团，曾经参加过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的战斗。由于英勇顽强，和兄弟部队一起，获得过“红星部队”的光荣称号。红星二场的同志们就是发扬了人民解放军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把碱滩变成了良田。

要种庄稼先得要有水，可是水在遥远的天山，只有劈山修渠，才能把水引到火石泉。这个工程很大，干渠全长三十七公里，光铺砌用石就要七万方。当时我们谁也没有修过渠，工具也是只有一些挖战壕用的锨和十字镐。没有房屋，就盖地窝子;没有工具，就自己制造;没有技术，就边学边干。我们从春天干到严冬，终于在第二年开春前，全部用块石铺砌成了三十七公里长的红星渠，把天山的水有史以来第一次引到了火石泉。

渠修成了，水引来了。可是，这里的土地，在一尺厚的碱层下，是半尺厚的固体芒硝，像铁板一样，用十字镐才能敲碎。在这样的土地上能不能种庄稼?这又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当时，我们只知道用水洗碱可以治碱滩，但是不知道怎样搞法。我们按照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指示，大家一起出注意想办法。洗一亩地碱，要灌二三十遍水，需要六七十天时间;第二年还需继续这样洗一次，才能洗尽。在这六七十天中，水不能离地，人不能离水，昼夜轮换不停，才能把碱压下来。碱滩上每百斤土中，含有十到四十斤盐碱，遇水就溶成红黑色碱液，同志们腿上被碱浸得裂开许多血口子，太阳一晒，直往外渗血，大家擦上点油，打了绑腿继续干。

洗好碱指示开发碱滩的第一步，要是让碱地长出好庄稼，还要时刻防止盐碱“反攻”。开始我们没有摸透治理盐碱的规律，经历了许多波折。一九五六年，许多洗过碱的地又泛起碱来，全场将近一半地由于盐碱危害，缺苗严重，这一年粮食单产还不到一百斤。

场党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找原因，研究对策，号召全场职工：“盐碱从哪里攻来，就从哪里把它赶走，”全场上上下下拧成了一股绳，把猛打猛冲的勇劲同事实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从场长、政委到每一个职工，掀起了钻研治碱技术的热潮。杨振国组织的一块麦田，出苗不久，就出现了大块碱斑，麦苗很快枯黄了。他们想了个笨办法，逐块把碱扫出去，可是今天扫了明天又泛起一层。有一回他们扫过碱后，看到有的地方被踏实了，就用小铁耙松了松土。不想第二天凡是松过土的地方都没有泛碱，他们又作了一些试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场长、政委带着技术员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研究原因，原来耙地切断了土壤的毛细管，碱也就上不来了。这个经验很快就全场推广了。

在耙地防碱的同时，我们又采取了合理的灌溉，疏通了排水渠，平整土地等综合治碱措施，消灭了农田的许多碱斑，原来被碱侵占的农田，又长出了好庄稼。

多施肥料 精耕细作 实现稳产高产

盐碱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离稳产高产还有很大距离，怎样才能实现稳产高产呢?大家一致认为，首先应该多施肥。全场职工除了勤积肥以外，还实行农牧结合，多养牛羊、多养猪。做到以田养畜，以畜养田。以后又逐步发展到了近田养畜，近田积肥。农场万亩载畜量折合成羊，一九六一年只有三千多只，现在已经增加到了七千多只;每亩土地施肥量也从一千九百多斤，增加到了三千二百多斤。全场一万七千亩耕地，已有一万亩被改造 成稳产高产的基本农田。

实现稳产高产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精耕细作。“寸土不让，一亩不缺!”这是全厂职工的行动口号。有一次，拖拉机队播小麦，有一块条田接行不严，场长发现有一个拳头宽的地方漏播种子，立即在地头召开了现场会，同大家算了一笔账：“一块条田漏播一行就是半亩地，全场七十多块条田就是三十多亩地。”结果，四个拖拉机手硬是人拉开沟器，用了一天半时间，全部把漏播的补上了。

农场除了树立本场的精耕细作的旗帜外，还多次组织干部到兄弟农场学习先进耕作技术，活学活用，使生产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从整地、播种到田管收获，总结出了一套适合重盐碱地区的耕作方法。丰产条田越来越多，到一九六三年全场粮食平均单产达到三百八十三斤。

一粒粮食十滴汗克服困难勇向前

在实现稳产高产的道路上，我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我们有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连续两年遭到历史上少见的特大自然灾害。一九六四年，麦种作物从播种到收获，连续遭到了雪、雨、虫、病、风五大灾害的袭击。三月十九日，正当春耕播种的时候，下了十年来最大的一场雪雨，历史三十六小时，地面普遍泛碱泛浆，延长了播种期，而且由于地面严重板结，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全场职工毫不气馁。在场党委号召下，全场总动员，人人投入抗灾战斗，日夜奋战在田间。地面上结了一层碱壳，防碱耙耙不进去，同志们就在防碱耙上加上块石头，增加压力。许多同志拉得腿跑肿了，肩压肿了，为了夺取丰收，没有一个人叫苦。这样奋战了半个多月，才破除了土壤板结。正当麦苗起死回生之际，四月十八日又下了一场历史十八小时的大雨，造成土壤中层板结，影响麦苗根部发育。同志们又立即加强管理。六月份在四千二百多亩小麦地里，又发生了病害，同志们不顾劳累，积极防治。七月下旬，收割小麦时，哈密地区刮起了罕见的热风，连续五天五夜，黄熟的小麦，一碰就掉粒。同志们起早贪黑，抢收抢运，迎着热风前进。同志们都说：“往年是一粒粮食一滴汗，今年是一粒粮食十滴汗。”

一九六四年，经过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夺得了较好收成，全场粮食总产三百七十一万多斤，比一九六二年增产将近一百多斤，单产达到三百斤以上。

今年，旱情比较严重，水土不平衡，我们采用各种办法，节约用水，防旱抗旱。去年冬季气温比较高，土地水分蒸发量大，跑墒快，给春播保墒带来了困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提前在二月七日进行整地保墒。因为土壤缺水，有的条田到处都是大小不等的土疙瘩，钢板作的镇压器都压不碎。同志们说：“大寨人能把几十万方石头砸掉，我们难道连土疙瘩都打不碎吗?”拖拉机手们想发设法改进镇压器，提高了压土疙瘩的工效;同时还采取了土办法;用木榔头打土疙瘩。职工们自己动手，找材料，削把子，几天工夫就作了三百多把木榔头。各连队摆开打阵地战的架势，一段一段地打土，终于制服了土疙瘩。

在防旱抗旱问题上，场党委号召打歼灭战。我们集中力量整修了总干渠;对干渠、支渠和斗渠进行了清淤，并用草泥整修了灌渠的进水口。我们集中三百人挖了一条引水渠，利用地下水二十二万多方。在浇水方面，我们进一步改进了灌溉方法，实行岗位责任制，小麦亩用水量大大降低。经过全场职工努力，在今年干旱严重的情况下，又一次夺得了丰收，全场一万零二百亩小麦，平均亩产超过了四百斤。

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

我们征服盐碱、建立稳产高产田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深深体会到：在各项工作中，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人的革命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就能无往不胜。十几年来，场党委十分重视做人的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职工的头脑。为了使职工学习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生观，我们反复组织学习了《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实践论》、《矛盾论》等毛主席著作。通过学习，活学活用，大大改变了职工的思想面貌，提高了职工的革命自觉性。

场党委坚持经常对职工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增强职工的阶级斗争观念和社会主义觉悟。在新职工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开展了忆苦思甜活动，讲我军光荣斗争历史，讲南泥湾生产，讲农场艰苦创业。是老职工永远保持政治青春，青年人决心在农场干一辈子。

我们农场还深入开展了以“五好”为纲的比学赶帮超活动，抓活典型，表扬好人好事，激发职工向先进看齐，人人争当“五好”。全场涌现了许多标兵人物，有力的促进了生产发展。

十几年来，我们在与大自然做斗争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和大寨相比，和一切先进单位相比，各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差距，必须进一步努力。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革命，奋勇前进，不断地掌握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建设稳产高产农田，从“必然”走向“自由”，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p副标题e

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3：

在一次战役部署前夕，彭德怀同志一到韩城，就住在县政府。他来时带了一个秘书，一个警卫员，一个炊事员，一个饲养员，一行五人。过去我(段洁)在晋东南时候就听到彭老总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的精神是非常动人的，皖南事变以后，彭德怀同志由西安到了晋南，这地方是唐支队，那是一个新成立的支队，同志们觉得彭总远道而来，沿路很辛苦，弄了些吃的，炒了成十个菜。彭总一看就问：“这是谁叫搞的?是你们掏钱搞的还是叫我掏钱?我一个月只有五块钱津贴，全拿出来都不够，叫你们掏钱，你们比我的津贴还少。你们这样做我不赞成，我也吃不起。说罢，身子一拧就走了”。这个故事当时在太行地区流传很广，我早有所闻，所以彭总来了以后，我们先找了秘书问了问，对他的生活怎么安排。秘书说你们千万不要搞什么招待，准备一些吃的东西就行。我们知道彭总是南方人，喜欢吃鱼。便派人在黄河里抓了点鲤鱼送给他的炊事员。饭菜做好以后，他和秘书、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一起吃饭，他们亲密无间，好像形影不离似的。一些同志讲，彭总来了要特别招待一下，我说不能招待，招待要取得他的同意。我就把彭总在晋东南的那个故事讲了，大家听了深受感动。我们和彭总的秘书商量，给他安排住宿。当时没有合适的房子，我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他不住。他说：“另外给我寻房子，你还有你的事情，不要妨碍你的工作。彭总的生活作风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件事情给我们新区工作的同志是个无声的教育，引起同志们广泛议论和对彭老总的敬仰。他临走时对我们说：“你们给我弄了点鱼，确实饱餐一顿，很好”。我们没有招待彭总，还受到彭总的表扬，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4：

王震司令员和他率领的二纵队，对韩城的解放和贡献很大，从韩城的两次解放和在山西整训期间给了我们的游击队的经费、武器很多的支援。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和东府兄弟县的游击队都是配合各纵队主力作战的。因此和王震司令员有特别深厚的战斗友情。记得他在壶梯山战役中受了伤，回到韩城，我们要慰问他，他坚决不让。他说：“要慰问的话，去慰问部队，不要慰问我个人”。从县政府出来，他手搭在我肩膀上，谈吐间感觉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些事对韩城的领导干部影响很深远，真正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是军民一家亲。

(该资料根据段洁回忆录整理)

从上述几件事情中，真实的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作风，这也是延安精神的真实表现，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传承。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其核心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提出的“三严三实”与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当下，韩城作为陕西省唯一的计划单列市，面临升级换代和城市发展的蝶变，要打造黄河沿岸区域中心城市，要实现“十三五”规划的宏伟蓝图，更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高度自觉的责任担当，清正廉洁的为政本色，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决不能像一些领导干部，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言行都背离领导干部的基本准则、违反规定，甚至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损坏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形象。延安精神传承了共产党人“三严三实”修身的最高境界。因此，传承好实践好延安精神是我市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期实践“三严三实”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

(段洁，芝阳镇北寿寺村。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先后担任担任韩城赤卫队政治指导员、洛川游击队政委、黄龙工委副书记、韩城工委书记、韩城县委书记等职。1948年3月，韩城第二次解放，段洁被任命为韩城县长。建国后，历任西安市委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西安市“五七”干校领导小组组长，第一副主任、副校长、副书记;西北大学党委委员，校革委会副主任;西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常务工作。1982年8月离职休养。1996年8月14日逝世，享年90岁。)p副标题e

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5：

习仲勋同志(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林伯渠主席(时任陕甘宁边区主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的建制撤消，政府解散。)，从冯塬开完会，带了一些同志到韩城了解情况，习仲勋书记找段洁(时任韩城县县长)和白耀明等同志谈话，他们汇报了当前一段时期的工作。听完汇报后，习仲勋同志说：“你们好好总结一下，这段时间以来，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有什么新的方法，群众有什么反映和要求”。 听完习仲勋同志的讲话，段洁向他提了个意见，说地方上有人议论，说韩城县政府好像成了北寿寺县政府，因为我是县长，孙昶同志是副县长，贾德升同志是秘书。所以，县长、副县长、秘书都是北寿寺人，但北寿寺人从未得到任何优于其它地方人的待遇。在韩城地下党活动中，北寿寺人确实是做了一定的工作，孙昶同志在地方搞了十年地下党的领导工作。1946年，他进入边区工作，1948年中季组织上又派他回来担任副县长。习仲勋同志说：“这不是你们决定的，也不是我决定的，这是西北局决定的。这个问题你不要管，你只管认真负责的做好你们的工作，做好团结工作，这个问题我也解决不了”。习仲勋同志的一席谈话给我们今后的工作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反映出老一辈革命家在选人用人方面的公道正派，也为新区(韩城)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老一辈的艰苦奋斗故事6：凿壁偷光

汉朝时，少年时的匡衡，非常勤奋好学。

由于家里很穷，所以他白天必须干许多活，挣钱糊口。只有晚上，他才能坐下来安心读书。不过，他又买不起蜡烛，天一黑，就无法看书了。匡衡心痛这浪费的时间，内心非常痛苦。

他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起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匡衡回到家中，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小洞，邻居家的烛光就从这洞中透过来了。他借着这微弱的光线，如饥似渴地读起书来，渐渐地把家中的书全都读完了。 匡衡读完这些书，深感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想继续看多一些书的愿望更加迫切了。 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门前。他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报酬。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匡衡就是这样勤奋学习的，后来他做了汉元帝的丞相，成为西汉时期有名的学者。 卧薪尝胆

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战争。越国被吴国打败，越国勾践被夫差俘虏。后来，吴王夫差释放了勾践，让他回到了越国国都会稽。勾践在坐卧的地方吊了个苦胆，夜里躺在柴草上，面对苦胆。每天吃饭时都尝尝苦胆。总扪心自责："你忘了会稽大败之辱吗?"就这样勾践跟同甘共苦共同命运，经过十年发展生产，积聚力量，又经过十年练兵，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打败夫差，灭掉了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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