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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书笔记

时间: 廖威2 读书笔记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读书笔记篇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史名著,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全书分为十六个章节,将近三百年的学术变化,数以十计的学科概貌,上百种学术专著,几百位儒士学者,纵横论列,条分缕析。全书内容脉络清晰,文笔雄浑流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还提出并贯彻了“学术史”的四条规范,即: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这是继其以前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后,又提出的学术史的撰写原则。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梁启超生前未刊,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章,曾连载发表于1924年的《东方杂志》。主要版本有1929年的上海民智书局本,1932年的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本,1936年的中华书局单行本。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朱维铮校注本,以《饮冰室合集》本为底本,进行校勘和注释,与《清代学术概论》合编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书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政治与清代学术的关系;各家学术的主旨以及清代学术的成绩。

  首先第一部分,大致为书本内容的一至四章节,梁任公叙述了清代的学术源流及所受政治影响。梁任公认为:清代的学术思想源头是汉学,和宋明的学术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理学的延续,而是反动。在清初,中国的学术思想选择了一个与宋明完全相反的道路,发展成为经学考据学。梁任公列举了明末清初反理学的五个方面:一是王学自身,刘宗周一派的“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反王学中的玄学;二是自然界,徐霞客、宋应星等对自然界的探索,表现出学者厌空喜踏实的精神;三是明末欧洲文化的传入,经世致用之学盛行;四是藏书刻书风气盛行,也是当时讲学的反动;最后一点是不仅在儒学,佛学方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

  其次第二部分,为书中五至十二章内容,叙述了各家学术主旨及代表人物。在这一部分,梁任公以时代为经,以学派为纬,主要介绍了近三百年重要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并以史料加以论证。介绍了如黄梨洲、孙夏峰、李二曲作为阳明学派的余波及其修正者之列,重点介绍了黄梨洲的学术思想以及在他的影响下浙东王学的源流发展。梁任公以黄梨洲为清代这栋学派的开创者,认为“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将顾炎武归为清代经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一面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一面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的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受他的影响,学者们排斥理气性命之类的玄谈,专从客观方面进行研究,无论在治学方法还是门类上,清代学者皆未能出其范围之外。除此之外,梁任公将王夫之、朱之瑜称为两畸儒,评价他们“在本地一点声光也没有,然而在几百年后或在外国发生绝大影响”。在“清初史学之建设”一章当中,他种的叙述了万斯同、全祖望的功绩,他们务求精准的治史态度影响了前清一代的史学界。“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中,重点介绍了张杨园、陆桴亭、陆稼书、王白田等人的学术与生平,认为他们的学术虽然有部分可取之处,但此派的末流多为乡愿,不认真读书,仅在口头上谈格物理论穷理。梁任公认为颜习斋、李恕谷为实践实用主义者,并以很大的篇幅颂扬了他们的学术思想,肯定他们“复古”、“现代”的精神。在书中,梁任公还认为“求中国历算之独立者,则自王寅旭、梅定九始”,将王寅旭、梅定九等人的历算学研究看做科学的曙光。对于另外一些不列于上述各学派的学者,比如方以智、费燕峰、刘继庄、潘用微、陈乾初、戴南山、吕晚村等十来位学者,则都收录在“清初学海波澜余录”中进行介绍,梁任公认为“因此益可见清初学术方面之多波澜壮阔”

  最后第三部分,为十三至十六章,梁任公叙述了对于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成绩。在这一部分中,梁任公分门别类的择要评述清代学者的贡献,所分门类有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古籍、辑佚古籍、史学、方志地理及谱牒、历算及其它科学。不仅总结了成绩,还总结了治学的方法。

  梁任公原来便不能算做一个单纯的文人学者,他还担负着一个政治家的任务与志气,因此在这三百年的学术史里,他对于具有事功之心,能切身实干的人是极推崇的,如顾亭林,黄梨洲,孙夏峰,朱舜水,王畺斋,颜习斋,李刚主等人,下笔慷慨激昂,大有其政论文的气魄。任公之所推重者,一在于人格的峻洁,二在于学术的价值高低,三百年的学术史就如此展开。汉末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以上诸公也可以做如此语。后人睹其面目形状,行为处事,不能不心生向往,骎骎然向风而拜,以此反观当下学界的纷纷扰扰,以及政在学先的种种怪现状,倒能获一种平常心。此外,任公对于人品低下,但学术上确有可取者也不凭个人好恶摈弃之,如钱谦益,毛西河。三百年的学术史,便只记下了这数十个人物,其间风云变幻,何种学术能处变不惊,何种学问又是在哗众取宠,都一览无余。以《古文尚书》为证,从黄梨洲,阎百诗,到程绵庄,段茂堂,已经是一百多年过去,人寿几何能看清所有真相?又上溯到东晋《古文尚书》初出时候,已是一千多年,虽彭祖亦且不能全观面貌,遑论其余。所以知天下悠悠,学术为大。朝菌不知晦朔,夏虫不可语冰,人亦如是。处于世间之上,只能尽力而为,是非对错不由人定,又必由人定。

  梁启超在本书中对于各家学派的评价都基本做到客观公正,不因自身的好恶而随意褒贬。以“时代思潮”来论述,并撰写“反动与先驱”、“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等概论性的章节,使读者对于清代的学术有了一个贯通、全面的认识。理清各派的关系。对于多学科的论述,也反应出作者恢弘的治学特点,为后人研究学术提供了典范。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读书笔记篇二

  中国学术史兴起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此后,点评中国历代学术的著作层出不穷,且愈而详尽。这一系列以学案出现的学术史大致将上至秦汉,下至清中叶的中国传统学术加以分析。直至近代,1840年以后,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界思想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学者们试图以新的思维来审视国学,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记载的时间为1623―1923年,在内容方面,作者认为此书的范围与其《清代学术概论》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有些不同。梁启超指出,这三百年的学术主潮和趋势有两个方面:一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二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第一个潮流所影响的范围大多停留在学术上,未对现实产生极大的影响,第二个潮流则是起伏不定,始终未占主流。

  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构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结构因该是先总领全文,对清代学术的大致走向做一总体介绍,随后又分人物、派别,分别对清代的学者及其学派做进一步的介绍,最后对整理旧学的成绩做了总结。第一部分应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总论了清以前宋、元、明三朝的学术,而后,又对清代初期、中期和晚期的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分别予以说明。使人们对清代学术的发展及其走向有一个大概的脉络和印象。第二部分是第五节到第十二节,对一个时代的学术分门归类,以每一学派的领袖人物总起,传其生平,突出其个人的学术成就,再传其传人,以揭示其学术流传变迁。第三部分是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这一部分是总结性质的,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体裁

  该书体裁已然颠覆了传统的学案体裁。中国学术史沿用三百年的学案体以学术流派为分割对象,这样以人系学,以学系统,揭示出学派的本末原委。

  这种学术史的撰述方式寓学于人,既突出其个性有突出其共性,是一个优良的传统。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学术的划分标准定于学术方向而并非学术流派。梁书则仅仅以“清代经学建设”为题,总起该篇,篇中虽提及经学流派演变却更注重流派间的联系。

  梁启超虽然总体上是以学术方向作为分类标准,然又不拘泥于这一划分标准。他根据清代学术发展的特点在篇章上灵活变通,以免削足适履。如理学本为经学发展而来,但书中关于清初的“阳明学派的余波”和清中叶的“程朱学派”均自立篇章以着重论述;王夫之,朱舜水经史皆通而行迹相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二人单独立篇以反映明清易代这一特定环境下人物的学术发展。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梁启超这种因宜置篇的处理方式如不建立在对清代学术整体理解的基础上是很难做到的。

  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特点

  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学术史》中所体现出来的梁启超的学术思想。中国传统学术史均以王朝为断限,如《宋元学案》,《两汉三国学案》等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述的为满清一代学术,却没有用《清代学术史》一名而采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题,这恰恰体现了梁启超的卓识。梁启超自称:“晚明的二十多年,已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多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恰当。”这种贯通的学术史思想符合清代学术的发展历程。于是合书第一篇直接对明代思潮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探讨,并冠之以“反动与先驱”作篇名来昭示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到来。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另一个特色是在具体论述清代各门学术前先以三篇的篇幅来对有清一代的学术进行高屋建瓴的概述,并且将学术变迁和政治的影响联系起来。

  而单就《学术史》中对学术所表现出来的见解而言,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认识更为人所敬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谓的学术远远超出了中国传统学术经、史、子、集的范畴。整部著作的一个着重点就是近代科学,这一点在全书若干篇章均有体现。它涉及到山川、地理、天文、历法、农业、工业、数学等等,而这些多是传统学术所缺失的;同时,作者的开放包容思想也值得一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西学东渐这一学术交流充满敬意,对李善兰、郭嵩焘、华衡芳等等这些引进西学的学者很是推重。甚至将“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在中国者及其著述”列于书中。这些都是发前人所未曾发的。

  四、总结

  但作为一个在当时那样时代下的人物,梁启超的个人局限和时代印迹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表现出来。曾国藩为清末理学复兴大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片言涉及;康有为借今古文之争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为革新先驱,梁氏作为当事人对这些避而不谈而只论及康的变法,这是不应该的;清末甲骨学,敦煌学兴起,王国维,罗振玉主其事,是为学术界盛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均未涉及,这些不能不算是一大遗憾。后世史学家对梁氏大多认为“学识渊博,浅尝多变”。也许《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些不足就是这一些吧。

  梁氏先前并有《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问世,它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互为经纬,可以兼为参照。稍晚钱穆亦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为详博,也可参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读书笔记篇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更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最早把西方史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结合起来的学者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重要的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等,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在各大学任教期间关于明朝末年至中华民国初年(1623~1923)中国学术思想的变迁史演讲的讲义。后来被整理成书,1926年由上海民志书店正式出版。这本书介绍了清代学术理路与乾嘉汉学的具体成就,偏重于具体问题,详细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的建设和主要学者及其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三个大问题。

  这本书的1-12章部分主要讲述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流派和风气的转变,利用详细的材料,揭示出明末清初学者们的治学精神,实在已开乾嘉考据之风气。13-16章部分则是“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包括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和乐曲学。

  梁启超讲义的语言平和亲切,他的博识和敏捷思维以及引用的典故都让原本枯燥的历史活跃起来了。梁启超指出清代的学术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只可惜当时它的效用并没能尽量发挥;另外,其中还有一个支流,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他以现代的理念研究传统学术史,总结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成果、学术体系形成的过程和各个名学者的成就,凝聚着他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反思,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思索。这不仅表现在他以清学为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为理论基础来疏理清代学术史,还表现在他对西学传入和传统国学未曾讨论过的自然科学的关注。

  梁启超曾说过:“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许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人?这些问题,____徒敢出诸口吗?何止不敢出诸口,连动一动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学问的都如此,那么,更无所谓问题,更无所谓研究,还有什么新学问发生呢?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一变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自(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开,便相引于无穷。”这一番话更反映了他所提出的学术主潮和支流,要做学问就要敢于就别人所不敢的、人们默认的方面提出问题引起问题。敢于突破、打破潜规才会达到高峰,有所成就而不是停留在某一个既定的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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