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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读书笔记

时间: 廖威2 读书笔记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 学习啦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尚书》读书笔记 ,欢迎大家参阅。

  《尚书》读书笔记 篇一

  自从两年前开始读《尚书》,我对此书的兴趣一直不减。有朋友问我,《尚书》不是很难读吗?你怎么看得津津有味?难道你全都能理解吗?我摇摇头,对他说,并非我古文很好,而因为难易是相对的,古人曾道“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尚书》文辞尽管古奥,但是如果你对照着注释,仔细思索,反复诵读,还是能够粗粗地读通一部分的。正如古人所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当然,不可能全部都理解。著名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在穷尽毕生精力研究《尚书》之后叹道:我只读懂了一半的《尚书》。

  长期以来《尚书》被奉为儒家经典,人们着重于义理训诂。而一些史学家则将其当作史书看待,正如“六经皆史”的口号,虽不至于“六经注我”的程度,也成了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必备材料。

  其中也有一些是不能直接用作史料的,古文经部分引用时要特别小心。不过今文经中的《周书》诸浩则珍贵无比,基本上可以当作信史征用。经过千百年无数人的考证,依然根基稳固,另外,它的可信程度在不断的出土青铜器佐证下,得到进一步确认。比如《利簋》就能证明《牧誓》“甲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朝”的记载是正确的。 更为可贵的是它们(包括《费誓》《吕刑》《秦誓》等)记载了西周尤其是周初重要的历史事件,成为了可靠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华夏族千年一贯的民族心理(比如儒学等)几乎都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社会大变革中找到回溯点。

  许倬云先生曾说:“有关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远为贫乏。”(《西周史》前言)要了解西周时代,必须读《尚书》。甚至可以说,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也必须读《尚书》。

  《尚书》读书笔记 篇二

  读完《尚书易解》颇觉其为一部治国之书,该书为记言之文,记载了君王治国的成功经验,也有失败之教训,透露出很强的儒家治国理念。书有《虞书》 四篇, 《商书》五篇, 《周书上》七篇, 《周书中》七篇,《周书下》五篇,共 28 篇。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述治国之方法;一类为誓词,即作战前告 军士之词。

  治国思想

  一、治国思想首先可从两个不同的对象来看,即官和民

  官:

  (一)首先是官吏的选拔

  1,选官之标准以德为首。德有九, 《皋陶谟》记载“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官吏“须抑制刚克之臣, 推崇柔克之人” ,选官应以正直之臣为辅佐“其弼直,惟动丕应” 。如尧帝认为 共工巧于言而常邪僻,故虽有功而不用。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2,选官应知人,须广求贤才。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离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 (广天之下,至于海内众民,万国众贤,共liuxue86.com为帝臣,帝宜善举之) 《皋陶》。在《多士》中亦可看出广求贤才之义,君王以多方之士为用, “惟我 事不贰适,惟尔王家我适(惟以王家为敌,而不敌殷之多士)。 ”

  3, 选官须知人,亦须善任。发挥人之长处,将其安排在最合适的职位,发挥最大的用处。如《尧典》中记载的尧任用官员即为如此。命禹治水,命益掌山 泽,命伯夷坐秩宗,命夔典乐。

  (二)其次是官吏的考核。

  官吏的任命须有考察期,看其是否能胜任。如舜对禹之考察为期三年,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尧典》同时官 。 吏之考核须赏罚分明。 “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观其志,考其事, 报其劳) 《皋陶》” 。“工以纳言,时而扬之,格则承之庸之,丕则威之(纳言,善则称扬之,正则进用之,丕则罚之) 《皋陶》 。

  民:

  (一)为政者的治国思想:顺民,保民为政者顺承天命以治民,应通晓天与民之关系,以顺民为根本理念, “达于 上下,敬哉有土” 《康诰》中亦阐述尚德保民。 “不敢侮寡

  (二)治国目标:安民安民之具体要求即“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平安) ,四曰攸好德(遵 行美德),五曰考终命(老而终其性命)《洪范》《皋陶谟》则阐述了安民之具 ” 。 体方法。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天叙有典之下,安民之道也。 “五典, 五惇,五服,五章,五刑,五用”

  二、重视刑法,但须“刑以宽”

  《尧典》中“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以流放之法宽宥五刑之罪人) ,鞭作官刑(官中之刑用鞭) ,扑作教刑(掌教之刑用扑) ,金作赎刑(赎罪用金) ,眚灾 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很明确的体现了法当用,刑须宽。 《皋陶谟》中安民之道则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即施用墨,劓,剕(也作腓),宫,大辟,但用刑须谨慎。

  《吕刑》周穆王之初,滥用刑罚,乱而无功。及吕侯为相,告穆王制定刑律,采用中刑。 “告以当谋敬刑,折狱之方法,惩贪赏中之旨。 ”

  《康诰》中说“克明德慎罚”武王尚德慎行而有天下。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即用法之原则 “原情定罪,真心保民,用刑之权集于王,尽心断狱,依法行刑” “破坏治安者 当刑之,不孝不友者当刑之,不循大法之官亦当杀之,大弃王命之诸侯亦当征 讨之” 。

  《酒诰》 亦体现了法治思想, 殷人号酒, 周公戒之,故命康叔宣布戒酒之令, 并告以戒酒之法, “司暴掌宪市之禁令,禁其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全 部逮捕送到周京,我将杀之。 ”

  《梓材》为周公告康叔治殷之法,其中亦有法治, “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则是告以法当宽。

  三、以德治国

  《康诰》其文第四段即阐释以德化民。

  “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亟,我其不怨,惟厥罪无在天,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今民不安,其心未定,屡导之犹未和同,天其诛罚我,我其不敢怨之。罪不在天, 亦不在多,何况尚显闻于天。意谓不能怨天,当行德教)。 “敬哉,无作怨,勿用 非谋非彝弊时忱” (无作怨于民,不用不善之谋,不法之事,丕则敏德,于是敏 行德教也)

  《召诰》第四段亦述勉王敬德恤民, “王敬作,不可不敬德” “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肆惟王其疾敬德”皆强调德之重要。 四、勤政无逸 作为君王应勤于政事,不要贪图享乐。官吏也应该去除安逸之思想。 《无逸》篇最为集中的体现了该种思想。 “成王年壮,周公恐其安于逸乐,荒废政事,所 以告诫成王,劝其不可逸豫”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 则知小人之逸” 。

  《酒诰》中也可看出勿逸豫之思想。这里可将酒看做逸豫之代名词,殷人嗜 酒为古之帝王作出了勤政之榜样, 《尧典》末写道“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舜勤众事而野死,深寓勤劳众事之意。

  《皋陶谟》 “慎厥身,修永思”言不懈也。 “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岁”则是说有国者莫效逸游,当戒其危,日日变化甚多也。

  《康诰》 “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言毋苟安而好逸乐,乃安民矣。

  第二部分则为誓词, 《尚书》中誓词有《甘誓》 《汤誓》 《牧誓》 《费誓》《秦 誓》 。从此看出誓词的典型格式为首叙讨伐之理由,次叙作战之安排。尤以《甘 誓》 《汤誓》为代表。《甘誓》先陈述对方之罪行“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因对方之有罪,使战争变为正义之战,替天行道,鼓舞士气。接着即言战争之安排,如《牧誓》中对于战事之安排“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乃止齐焉,勖哉夫子! ”

  较为特别的为《秦誓》 ,该篇为秦穆公悔过之词,告于军中,悔己待士之失,而思能容人之善。

  《尚书》读书笔记 篇三

  《尚书》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献,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法,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制作的,应该分别看待。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只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星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殆尽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结果完全不是。成帝便将张霸投入狱中,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财富的增加,文化大为开方。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良好的政治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着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给朝廷。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却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争议》;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用的便是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恵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找出来。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功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应该分别看待。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如此看来,《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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