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笔记5篇(2)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4:

　　《国富论》，全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作者亚当·斯密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创立者。该书初版于1776年，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

　　亚当·斯密被奉为“经济学之父”。而《国富论》在其成文之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先后赢得了无数荣誉：“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 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甚至认为“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做出的贡献，超过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所做贡献的总和”。

　　更为众多经济学家所“迷惑”的是，亚当·斯密200多年前所做的这本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仍然涵括了我们今天经济活动和经济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结构严谨，无懈可击(张五常和郎咸平都曾如是说)。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 篇，作者在《导论及全书设计》中说，“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这应该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来源)。斯密在全书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1.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一个行为的动机，主要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而且利己性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一种自然现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 劳动率增长的关键在于分工协作。斯密在书中第一篇第一章以制针业为例子(第7—8页)，来说明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巨大改进。分工以及劳动的划分促进了专业化作业。而对专业化作业的追求，导致了工厂制度的诞生。

　　3. 劳动价值论。作者在第一篇第五章(24—36页)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值(应该就对应于马克思经济学观的价值和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作者开篇就说道，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斯密同时否定了旧重农主义所谓土地是价值的重要来源的论点。

　　4. 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作者在第四篇“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讨论了两种经济制度(重商制度和重农制度)的原理和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自由放任。作者极力论述了无论根据重商主义还是其他原则，对几乎所有商品的进口实施限制都是不合理的，他认为，“为阻止进口或减少进口而设立的关税，则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有损于关税收入的。”(第339页)。他极力倡导自由贸易。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像个人与个人之间那样实行分工。他认为国家不应对商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加以任何限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充分发展和繁荣。

　　5. 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于协调社会中人与人的利益，并避免牺牲其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使人民和君主都富裕起来”(第309页)。

　　6.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斯密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国家的职责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环境的和平安全、个人公平竞争，并避免各种垄断。换言之，国家应充当的是守夜人的角色。

　　7. 政府的开支。政府的开支体现着政府的责任，政府的开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维护国家尊严。在论述“建立和维持不能为个人带来利润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时，斯密还特别详述了“为社会商业提供便利”和“促进人民教育”的开支。(第495—582页)

　　8. 国家有支出就要有收入，收入主要来自赋税。斯密否定了旧重商主义所谓国家应该储存大量金币的做法，也否定了国家靠经营专属于自己的公共资本或土地以获取收入的做法。他认为那样“看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是对全社会造成了损害。”他主张为社会全体利益考虑，“不如拍卖王室领地，分配给人民”。而君主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收入来替代。换言之，“人民必须从自己私有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上缴给君主或国家，以弥补公共收入。”(第588页)

　　9. 赋税四原则：1公平 2稳定 3征收便利 4遵守经济原则，避免妨碍人民经营和给人民增加更多负担。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真不愧是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国内经济学家，哪怕是一些权威学者(诸如吴敬琏、张维迎、樊纲之流)，都应该好好的首先继承这个传统，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观点。当然，国内也有一批斯密忠实的学生，仍然在世的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人大农发学院院长温铁军，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矛于轼，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等，他们脚踏实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5:

　　忙里偷闲拜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觉得很受启发，它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感受，并明白了什么样的书才能称得上划时代的巨作，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经济学始祖”的称号。《国富论》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并延续至今。

　　亚当斯密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此书共分为五篇，总计三十二个章节，分别讨论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全书基本涵盖了古典经济学派所讨论的所有问题，并对各个问题进行了最基本的理论阐述，对后世经济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书中，斯密首先阐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节生活必需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的物品。而劳动的生产率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是什么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

　　紧接着又论述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分工有以下的好处：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劳动置换的时间减少;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当论及分工产生的原因时，斯密认为劳动或者说职业的差异并不是分工产生的原因，而是分工所带来的结果。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针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恐怕连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协作，每人负责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却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来如此神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分工可以使劳动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

　　至于交换产生的原因，斯密认为，主要源于人们的利己心，希望把自己不用的物品去换取别人的，对自己有用的物品。既然有了交换，那么就必须有交换的媒介。这时斯密介绍了各种交换媒介，如牲畜、贝壳、烟草、鞣皮等，当然还有贵金属。那么这些媒介与交换物之间的交换价值比例是如何确定的呢?斯密把这个问题分成三点进行阐述：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即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换言之，使商品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其自然价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

　　在《国富论》中，有读者为其内容分为七个方面，值得一读。

　　1.“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

　　2.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分工的发展以及劳动划分为越来越精细的专业化作业，这是正在出现的工厂制度的主要结果。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

　　3.劳动价值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4.反对殖民地政策。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所以对于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经济垄断表示反对。在他看来，对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

　　5.主张“自由放任”。亚当·斯密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他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另外，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并极力倡导自由贸易。

　　6.政府的主要职责。亚当·斯密对于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7.教育的重要。亚当·斯密认为教育社会底层民众，国家虽得不到什么直接的好处，但总比让民众无知识，不受教育的好。他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靠有力的舆论，因此，公众教育程度愈高，受教育愈多，越有公正的判断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对于教育的推动，实不可稍有疏忽和闪失。

　　我认为，亚当斯密在书中也表达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在劳动中，要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难。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不是决定这比例的唯一因素，它们的不同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也须加以考虑。一个钟头的困难工作，比一个钟头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有更多劳动量;需要十年学习的工作做一小时，比普通业务做一月所含劳动量也可能较多。但是，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的准确尺度不容易找到。诚然，在交换不同劳动的不同生产物时，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述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进行这种交换时，不是按任何准确尺度来作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就够了。

　　通过这么多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国富论》中的不少论点跟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极为相似。不仅是这些，《资本论》中的很多其他的观点也可以在《国富论》中追根溯源。

　　亚当斯密渊博的知识和对事物细致入微的观察绝对能让任何人折服。它涉及到劳动价值理论、分工理论、货币及价格的解释，以及利润、工资、地租、资本、税收、贸易等等的分析。再看书中提到的行业，从英格兰的制造业、到苏格兰的牧业，到印度的种植业，到北美的金银矿业，还有海上运输业、造船业、农业、建筑业，林林种种。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社会的现象，如政府的法令、贸易的限制、工会、垄断等等。斯密在阐释自己的推断的时候，总会旁征博引，让读者不得不信服。

　　斯密的推断从实践的观察中来，往往一句话就能点明背后的规律，而又给人留下许多思考的空间。试举一例，“什么东西增加了生产食物的土地的产出力，它就不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价值，而且也给许多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创造了新的需求，从而使其他土地的价值也增加了。”这句简短的话一下子就点出了市场的多个规律。

　　所以，《国富论》是一本难得的巨著，细心的拜读也实在是一种心灵深处的极大享受，也可以说，在我的人生道路中，它将起着指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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